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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冠軍孫楊“大冒險”
      2020-03-13 16:59 作者:黎慧玲 來源:中國經營網

      中國經營報《等深線》記者 黎慧玲 北京報道

      為中國泳壇攬下無數榮譽之后,年近30歲的孫楊跌入了爭議的旋渦。

      從2018年9月4日那個溫暖的秋日夜晚開始,這位中國泳壇的代言人、世界冠軍和歷史紀錄保持者,很可能就此與過去展露在外的、憑借天賦與努力所開啟的人生揮手告別。他的母親、他的醫生以及他所在的中國游泳隊的多名人物,此后都卷入了冠軍孫楊的命運齒輪。

      自國際體育仲裁法庭(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,以下簡稱“CAS”)宣判孫楊敗訴、禁賽8年的處罰之后,冠軍孫楊就沒有再公開接受采訪。雖然他第一時間選擇了在微博發布相關照片和視頻表達抗議,言辭激烈自辯清白,但CAS公布了長達78頁的判決書后,他沒有再發布更有利的回擊,而是刪掉了那4條微博。

      一場網絡直播的公開庭審,似乎讓人們看到孫楊的另一面,仍然有很多人支持他,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這位冠軍遭遇的爭議抱有懷疑。

      僅就取得的成績而言,冠軍孫楊已經用努力向世界證明了自己。但讓人始料未及的是,自2018年9月4日到CAS宣判,命運的天平正偏向一個讓人失望的結局。宣判之后,專業人士告訴《等深線》(ID:depthpaper)記者,他們對上訴撤銷這份仲裁的可能性,并不樂觀。

      某種程度上,長達500多天的爭議過后,冠軍孫楊失去了對命運的掌控。而從另外一種角度看,或許從未自己掌握命運才是這位冠軍的真實人生。在人們僅能從縫隙中窺見的真相里,還原過去一年他所經歷的一切變得至關重要。而僅以現在的結論看,這位冠軍遇上了常常存在于電影和小說里的戲劇性情節:

      一位天才運動員,在一個行將退役的年齡,碰上了可能否定一切的爭議結局。

      爭議的源頭

      杭州的初秋經常飄雨,陽光常被濕氣和烏云擋住。2018年9月4日,就是這樣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夏末秋初的夜晚,孫楊與一家“受國際泳聯委托的興奮劑檢查商業機構”(International Doping Tests & Management ,以下簡稱“IDTM”)約好,晚上10~11點對孫楊進行飛行檢查。

      IDTM指派的檢測人員來到孫楊平時居住的小區,等了近1小時后,孫楊和他的母親楊明開著路虎趕到,隨后與IDTM的3名檢測人員來到小區附近的會所里進行樣本采集。那天孫楊穿著明黃色T恤和白色修身褲,一如大眾印象里那個活力的形象。

      孫楊看到主檢官(Doping Control Officer,DCO),第一眼就感到“非常震驚”,因為孫楊曾在2017年因資質問題投訴過這位女性主檢官。在孫楊的印象里,檢查人員一般是3個,但當晚來了4位,同行還有一位“穿著打扮根本不像一個興奮劑檢查官”的人員。

      起初,一切正常。孫楊照例簽署了《興奮劑檢查表》,血檢官完成了采集,關鍵的血樣被密封在一個玻璃瓶里,由一個專門的儲藏盒存放。這樣的賽外飛行檢查,孫楊進行過117次,算上這次,有60次由IDTM完成。

      直到坐在孫楊左邊的尿檢官拿出手機對孫楊偷偷進行拍照,局面開始變化。

      孫楊提出查看尿檢官的資質證明,而尿檢官除了身份證,無法提供任何資質證明,孫楊將他請離了現場。緊接著,孫楊發現授權書上沒有他和檢測官的名字,檢測人員里也只有主檢官能提供IDTM發行的ID卡副本,一位女性血液采集助手向孫楊出示的是初級護師專業技術資格證書。因此孫楊和他的團隊判斷這幾位檢測人員都不具備合格資質,此次檢測無效,已經采集好的血液也不能被當成樣本被帶走。

      資質問題,是孫楊最關鍵的“拒檢”依據,也是在瑞士仲裁法庭上雙方辯訴的一個關鍵點。然而在2019年11月15日的公開聽證會上,這個依據被世界反興奮劑機構(World Anti-Doping Agency,以下簡稱“WADA”)駁斥。

      聽證會上,WADA派出的證人里,包括一名參與起草了國際檢測標準(ISTI),還負責起草與血樣采集、尿樣采集以及采樣人員培訓指南的人士,也就是說,他就是規則制定者之一。這位WADA人員明確表示,只需要出示通用的授權文件即可進行對運動員檢測,通用文件適用于所有同行的樣本采集人員,不需要為每個人單獨授權。

      IDTM過去的通用流程,其手續正當性也被CAS所認可,而CAS 認可的這種正當性的背后其實有一個問題容易被忽略:即無論參與檢測的是什么人,如果有人拿出了這些文件,并且可以提供真實性證明,那這次檢測在程序上就是正當的,如果運動員要投訴檢測人員,也應該是在履行完檢測之后的事。

      那位偷偷拍照的男性檢測官名叫武兵,是主檢官的同學。在他親筆寫的一份情況說明書中,他說自己只是一名建筑工人,此前從未進行過興奮劑檢測工作,當晚出現在檢測現場是因為主檢官突然聯系他幫忙開車接送。他近距離見到孫楊很興奮,所以偷偷拿出手機拍了照,成為點燃這個關鍵夜晚的導火索。

      武兵的證詞制造了一個謎團。IDTM找出了武兵于事發當晚7個多月前,即2018年1月26日簽署的一份文件,上面明確記載著武兵聲明已經接受過IDTM認證的DCO培訓,將在2018年期間擔任樣品收集助理。更甚于此,武兵作為興奮劑檢查官助理(Doping Control Assistant,以下簡稱“DCA”)曾在孫楊事件之前,與主檢官一同合作過10~20次樣品采集工作,兼職DCA的工作跟他本身是建筑工人并不沖突。

      武兵曾表示自己不想參與庭審,但他后來又控訴開庭沒通知他到場,這兩份手寫聲明都是孫楊后來發在微博上的。另一個細節是,在孫楊披露的視頻中,武兵被要求在一份手寫的事件說明上簽字,他拿起筆時抬頭問孫楊:“這對我有沒有影響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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